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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要稳定需借鉴北洋军阀时期杨增新治疆模式 ... 文化

文化     来源:网络     标签:[db:词语]     发布:2020-11-21 05:38     手机版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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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代历史上,新疆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杨增新莫属。杨增新执掌新疆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内阁更替了近50次。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地区,“协饷”名存实亡,新疆内部危机四伏。杨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实现了新疆由乱到治的转变,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新疆的武装力量更是削减到主政初期的一半。杨增新去世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

与中国中央政府史无前例帮扶新疆、新疆公职人员“5+2、白加黑”(7天x24小时)式工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疆进入了一个爆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反省与探寻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能够稳定新疆,显得尤为迫切。

以史为鉴,或许能够找到某些答案。近代历史上,新疆治理最成功的范例,非杨增新莫属。杨增新执掌新疆的1912至1928年,正值北洋军阀时期,中央政府内阁更替了近50次。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地区,外蒙古即在这一时期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由于中央政府失去权威,“协饷”(新疆财政收支不能平衡,主要支出均由中央政府的户部和税收富裕的省份拨款协助)也名存实亡。外部失去了中央支持,而新疆内部危机四伏。西面的伊犁,革命党人受内地辛亥革命的刺激,发动武装起义,形成割据政权;北面的阿尔泰,遭受沙俄操纵的外蒙古,发动武装入侵;东面哈密有铁木尔领导的农民暴动;而在南疆地区,哥老会通过暗杀地方官员,制造恐慌。

当时,新疆的最高行政长官袁大化深感无力治疆,而将执掌新疆的权力私自授予副手杨增新,携带家眷逃回内地。杨增新逐一化解危局,逐步实现了新疆由乱到治的转变,在其主政的中后期,新疆的武装力量更是削减到主政初期的一半。杨增新去世时,“全省人民巷哭野祭,女人孺子亦相向而哭”。“当地老百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怀念杨增新本人和杨增新时期”,百姓提到杨时皆使用敬语“杨将军”。(1990年版《维吾尔族历史》)。这种极高的声望在相对封闭的南疆甚至延续了百年。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镰,1986年他在若羌县遇到百岁罗布人库万 库都鲁克,老人依然不是直呼杨增新,而且使用敬语“老将军”,谈到动情处,泪水夺眶而出。

笔者认为,杨增新治疆模式可以概况为“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思想保守。

1、对国外的宗教思想,露头就斩草除根。杨增新尤其对外来宗教势力的有极高警觉,他认为“辛亥革命后,外蒙、西藏的离心,主要是由外国人蛊惑的。”对外来宗教势力,推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防死守。1915年,疏附县知事(县长)肖鉴章因为没有对属地小阿图什庄的学校请土耳其人、泛突厥主义艾买提、卡马尔为“教习”及时发现并制止,而被杨增新革职查办。

2、对于中国内地当时兴起的新思想,则寄予屏蔽。杨增新在进入新疆的主要关口设置管卡,其功能之一,就是截留宣传内地新思想的宣传品。杨增新甚至命令邮政官员,故意延迟内地报纸在新疆的发行时效,包括迪化(乌鲁木齐)在内,能够看到都是半年以前的内地报纸。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从前服官甘肃,习知回教底蕴”的杨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础上,对宗教信仰采取了“积极维持现状”的政策,主要表现为:

1、只允许教民到官方认定的清真寺里信奉正宗伊斯兰教,而严禁“另立教派、私立门户”, 坚决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经”。杨增新谕令阿訇:“阿洪为传教之人,礼拜寺为念经之地,所教之经,以谟罕默德天经为正宗,自昔至今,由来已久,人民亦各相安,从未有私开道堂秘密传经之事。”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他认为,“各属城乡礼拜寺甚多,回缠(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居民的旧称)人民自应入寺礼拜诵经,何得格外复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经典,亦无此项名目”。因此,指令各县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并将其拍卖,所得钱款归捐建者。

3、承认上层宗教人士的世袭的特权。“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洪,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公众场合,杨增新座位两边必定是阿訇,以此通过对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与此同时,杨增新对阿訇有两个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阿訇跨地区传经布道,此举从源头避免在新疆出现像伊朗霍梅尼那样一呼百应的宗教领袖;绝对不允许阿訇私自接触外国人。

在杨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发挥“晓劝回民(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遵奉天经,各安本分” 作用。

三、经济政策保守。

从北洋军阀、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项目、大工程来标榜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杨增新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官方投资的大工业工程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民生无益。其主政时期,不仅没有发展任何一个大工业工程,反而将亏损的官办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这种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让利于民的效果。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民营轻工业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出现了出口创汇企业。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行销欧洲市场。

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新疆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即没有启用其老乡和门生故吏、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新疆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回缠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新疆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杨增新曾经自豪的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新疆,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大陆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这种即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新疆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来源:联合早报网,作者王强是中国旅美学者,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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