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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历程、特点及展望 ... 国际

国际     来源:网络     标签:[db:词语]     发布:2020-11-21 05:38     手机版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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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19年出现北洋军阀研究专著至今,北洋军阀史研究已经历了100年时间。梳理百年研究历程,概括总结百年北洋军阀史研究尤其是近70年研究的特点,反思百年研究之不足,以百年研究之视野展望百年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新趋势,有利于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关键词: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 

北洋集团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以袁世凯为首、以军人为核心的一种政治势力,崛起于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曾影响清末民初社会上下达30余年之久,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执掌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为历史概念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应该说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但长期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北洋集团大多不怎么看好,口诛笔伐,几乎全部给予否定。对北洋集团、北洋军阀的研究,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像其他研究领域那么火热,或者曾经火热过。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严肃且待深入进行的难度较大的学术问题,所以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开拓者——南开大学来新夏在《五十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综述中说,“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海内外学术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诸多不同。时值北洋军阀史研究100年,笔者认为很有必要梳理一下北洋军阀学术史。在考察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历程的基础上,概括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特点,并对百年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和展望,为此后的研究提供某种便利与启示。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沿用学术惯用语,称北洋集团政治势力为北洋军阀。 

一、百年研究之历程 

百年北洋军阀史研究随着国家政权的变化以及重大历史变革的不同而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1919—1949) 

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其实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1928年北洋军阀覆灭不久就已经开始了。1919年,温世霖所撰《段氏卖国记》,揭露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发动内战、卖国乱政等罪恶活动,这是目前看到的北洋军阀方面的最早著作。1920年,张一麐编著的《直皖秘史》出版,记述北洋军阀的由来和发展,北洋派是如何分裂为直系和皖系的,以及直、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张氏熟悉北京政坛,了解北洋军阀的内幕,所记皆是自己所见所闻,参考价值较大。同年,南海胤子出版《安福祸国记》(北京神州国光社1920年版),对安福祸国罪行进行痛斥,要求对安福国会予以惩罚。1926年,古蓨孙出版《乙丑军阀变乱纪实》(北京和平印刷局1926年版),对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期间各派军阀间的战争导致北方混乱政局作了如实记载;丁文江出版《民国军事近况》(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对北洋各派系的形成、北洋各军师旅的建制、沿革以及直皖、直奉等战争情况作了如实记述。以上各书,均属于笔记札记性质,严格说研究性、学术性不强,但保存了不少资料,难能可贵,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真正具有研究性质的北洋军阀专著,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就是李剑农于1930年出版的《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此所指最近30年——1898—1928,正是北洋军阀从兴起到覆灭的30年,实际上是一部完整的北洋史。李剑农是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党员,又是记者、编辑,同时又是历史学家,三位一体,对北洋政治势力多为批判,但也不全为批判,有史家之良知。比如,他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对人立法”,对袁世凯立法,不能隐讳。李剑农确立了北洋史研究的框架,对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北洋政治势力、康梁改良政治势力、孙中山革命党政治势力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作了较清晰的梳理,为其后的北洋史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后来,李剑农又将该著扩编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冲淡了其北洋史著的原有主要特色。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是一部综述1912—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情况的史料长编,除部分评述性文字外,大量收录或摘引了同一时期的文电、报刊评论和报道。这些文电多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与政府公报,有些已经不易找到原文,实乃极珍贵之史料。 

继李剑农、白蕉之后的是吴虬。1937年,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主要记述了北洋派的兴起、发展、分裂过程,以及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政局内幕、重大事件的发展线索及其起因等,但过于简略。 

民国时期的北洋史研究专著非常少。在中华民国法制史、立法史中对北洋军阀时期的立法、法制均有一定的研究,如杨幼炯《中国近代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谢振民、张知本《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等。 

或许是因为抗战爆发,这一时期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没有持续展开。 

(二)新中国前30年的研究(1949—1979) 

对北洋军阀展开研究是在1949年解放以后。1950年代出版了两部北洋军阀史方面的著作,一为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59年版),一为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两著均对北洋军阀追本求源,从袁世凯练兵小站开始。但来著过于简略,陶著属史话性质,资料无出处。1960年代,与北洋集团有着一定关系的张国淦撰写了回忆录《北洋军阀的起源》(后载入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从北洋军阀与淮系的关系写起,对北洋军阀的来龙去脉给予了清晰的描述,属于提纲挈领式的概括,由于他是当事人,故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论文方面,30年间仅有130篇,由此可见研究基础之薄弱。不过,此一时期研究数量虽少,但对北洋军阀评价的基调基本确立起来。如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开篇第一章第一段就说:“北洋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往开来、臭名昭彰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军事独裁的可耻榜样。中国在它的黑暗统治下达十七年之久。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内容提要介绍说,“北洋军阀”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直到蒋介石新军阀出现前统治中国的反动军阀集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物。北洋军阀实施反动统治,造成政局混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此后的北洋军阀史研究,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些基调。 

(三)改革开放40年来的研究(1979—2019) 

对北洋军阀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的40年间,专著、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定的水准。近代史学界在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关于北洋军阀形成的原因 

长期以来都认为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彭明认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 (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 ,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李新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密切相关。1985 年,来新夏、任恒俊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问题作了较具体的分析, 提出了较为接近的观点。 

 2.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 

关于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过去一般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 在政治上充当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彭明在《北洋军阀 (研究提纲)》一文中明确提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 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 (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 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有的论者对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认识,明确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并非是封建地主阶级, 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而较多的论者则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而且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有的论者更从北洋军阀和其他近代军阀带有近代化特质的角度立论, 认为他们不仅是封建权势的代表, 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有的论者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还有论者从北洋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一层面的一个特定角度,即经济法制建设情况,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具体说明,并认为北洋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 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再者,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3.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 

彭明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李新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是:采用外国兵制;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举借外债;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来新夏等则认为,北洋军阀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第二,割据称雄,拥兵自卫;第三,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四,纵横裨阖,制造政潮;第五,卖国媚外,残民以逞。其实,以上对北洋军阀特点的概括大同小异,无根本性质分歧。 

 4.关于北洋军阀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等就成为该集团的代名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两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 ,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19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虞和平通过对1912—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袁继成、王海林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作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的。 

以上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 对北洋集团的总体认识方面,来新夏作出这样几点概括:(1)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10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所把持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 (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 

 5.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人物研究 

关于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身上,尤其是北洋军阀领袖性人物、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成果颇丰。 

对袁世凯的研究,早在民初袁世凯执政时期就开始了。袁氏的追随者和幕僚沈祖宪、吴闿生于1913年出版《容庵弟子记》,记述袁氏从青少年时期至辛亥革命前的事迹。这些事迹有些是袁世凯口述,沈祖宪笔录下来;有些是沈祖宪所亲见所述,因为早在袁世凯驻扎朝鲜期间,沈祖宪就入袁幕。袁世凯下野在彰德乡居,沈祖宪一直陪伴左右,比较了解袁世凯,有关袁世凯的文本材料也多由沈氏保存,所以该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916年,袁世凯因称帝败亡。是年,黄毅出版《袁氏盗国记》,对袁世凯称帝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鞭挞。1937年,白蕉出版《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侧重点为袁世凯对民国法制的破坏以及袁世凯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斗争。 

对袁世凯定性研究最早的是陈伯达,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已出版《窃国大盗袁世凯》,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反动派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途”而锻造出的一个“不平常的人物”,是“反人民的大独裁者”“大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走狗”等。虽然此书不是历史论著,而是政论、时论,但确是一部给袁世凯定性、对袁世凯评价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袁世凯评价奠定了基调。综观前30年史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和评价的文章,与陈书相比并未创造什么。直到1980年代初李宗一《袁世凯传》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缓和。 

 1980年,李宗一著《袁世凯传》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虽然在观点上还带有时代的痕迹,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统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但该书对史料的挖掘与运用非常深广,作者深邃的史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学人所敬仰,因此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李宗一之后,侯宜杰相继出版了《袁世凯一生》和《袁世凯评传》。1994年侯宜杰将两书合在一起,以《袁世凯全传》之名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代表了1990年代的研究水平。该著内容上比李书丰富,观点上对袁世凯的作为给予部分肯定。如充分肯定袁世凯编练新军的作用:“新建陆军的编练是我国军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肯定袁世凯的北洋政绩:提倡实业,使“直隶确也迈入一个有了近代工业的新的发展阶段”;广兴教育,使直隶教育“名列前茅”,“直到民国初年,直隶教育仍保持着优势,这是与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1990年代的另外几部记叙袁世凯的著作,对袁世凯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例如,郭剑林《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通过袁世凯的传奇人生,对袁氏及其作为大为赞扬;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中国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此前编辑和整理的《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基础史料,对袁世凯一生所涉及的重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看法,除了对维新运动中的袁世凯和洪宪帝制丑剧外,对袁世凯其他方面均持肯定的态度;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则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方面肯定了袁世凯在早期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2000年以来,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更加深入。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侧重袁世凯与徐世昌、张謇、唐绍仪、段祺瑞、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锷、宋教仁等的交往与关系,注重袁世凯的人际网络,从其与名流交往、斗争中了解和认识袁世凯的情感、智慧及手段。刘忆江在《袁世凯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中将袁世凯的一生按年龄分为三个阶段,并对三个阶段分别有不同的评判:“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张研所推出的《原来袁世凯》(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认为“袁世凯不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改革家,而是一个追求现实目标的实用主义政治家”。骆宝善显然对以往人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不同看法和见解,认为袁世凯是一个被“鬼化”的人物,“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最终,既遮盖了其本来面貌,也妨碍了人们对其周围人物、所在社会的认识。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于是他从原始史料的角度,搜集鲜为人知的不同时期的袁世凯书牍100余件进行点评,“不臆断,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对其是非得失,不作隔阂肤廓之论,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不同侧面”《前言》)。苏全有、贺科伟《袁世凯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认为,对袁世凯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应置于清末民初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场域中去分析,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可简单地用优、劣来界定。马平安《大抉择:大变局中的袁世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认为,袁世凯在动荡的形势中看清了时代变迁的脉络,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顺应时代的大抉择,进而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然而,当他走上权力巅峰时,却棋差一着,逆时代而行,作出了错误抉择,后来跌落深渊,受千古唾骂。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的努力奋斗及成效作了系统研究,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再现袁世凯的具体活动,彰显其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尚小明《宋案重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将其近年刊发的有关宋案的文章串联在一起,集中反映了有关宋案研究的最新成果。尚小明认为,百年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此书彻底纠正了这一偏差,明确揭示“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并以极其细腻的考证,将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各个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彻底揭示出来,最终令人信服地揭开了宋案一系列谜团。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无关,宋案的真凶是洪述祖。 

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和全面,但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史料的不断发现,仍具有一定研究空间,比如袁世凯的治国理政、袁世凯的民族政策、袁世凯的社会治理、袁世凯的外交思想与能力、袁世凯的理想和情感等均有待研究。 

6.关于北洋军阀的称谓 

进入21世纪以来,北洋军阀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比如对北洋军阀的称谓问题,是以往没有讨论过的。不少论者认为,应淡化北洋军阀一词,故对北洋、北洋军阀词汇作了缜密考证,提出北洋一词本意为地理概念,军阀一词源于日本,北洋、军阀二词组合成一个专有名词北洋军阀,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概念——政治名词,北洋军阀政治名词的出现,与袁世凯辞世后北洋集团分离的中国政局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逐渐为人们所广泛运用。不过,用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表述1912—1928年的民国史,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导致种种偏蔽和局限。有学者还强调,对北洋政治势力的认知应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北洋政治势力是由北洋集团发展为北洋军阀的,如果对北洋政治势力一开始就称其为北洋军阀,易掩盖其本来的面貌与作为,“北洋集团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其兴起之初,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袁世凯称帝及其以后,北洋集团演变为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障碍。我们不能因为北洋集团后来的变化而否定其曾经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因为其前期有所贡献而淡化其后期的罪恶”。 

7.关于对北京政府及北京政府时期的新认识 

有学者不再称北洋势力执政的中央政府为北洋军阀政府,而称之为北京政府、北洋政府,北京政府也不是黑暗一团,认为北洋政府是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政权,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也保存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共和制度。现代大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法制等均出现于北洋时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还有学者认为,“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第三,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并非软弱妥协外交,北京政府初期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但其采取“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外交方针,在整个民国时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后期走向积极外交,中国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发端”。亦有学者对北洋集团领袖重视外交给予积极评价:“北洋集团的领袖们,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无不深谙外交事务的重要性,而受过良好职业训练的北洋外交官群体,亦对国际法和国际情势有相当充分的理解。在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的过程中,北京政府的决策者和外交官们,所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和会以使中国摆脱困境。” 

诸多学者主张,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是发展的,北洋时期“其中尤具意义者,为中国资本现代工业自民国成立后一波长达十年之久的快速发展时期,使中国的现代经济水准有了一定的提升,经济面貌有了一定的改观,并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变化”。“民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制体系建设,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在法制管理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也较多地考虑和保护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诉求。”虞和平更认为:“(北洋政府)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制定,在整个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也得到了一定的贯彻执行,对建立和维持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8.关于对北洋社会、北洋时期的新认识 

有学者提出,北洋时期是近代以来变革最剧烈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呈现出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就是在繁杂矛盾中发展和进步的。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莫不如此,孔子不是惊呼春秋战国时代是“礼坏乐崩”吗,然而我们谁都承认春秋战国是发展进步了。民初也是这样,中国社会就是在混乱矛盾中发展前进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更有学者强调,北京政府时期,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历史内涵复杂而丰富。故应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北京政府时期历史的全过程和各层面,并且上溯前清,下探国民政府乃至新中国的历史,由事实联系延伸域外,纵横贯通,以求更加近真并得其头绪,北洋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二、百年研究之特点 

百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北洋军阀史作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北洋军阀奠定了基础。百年来的研究有没有特点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百年研究历程中,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的时段性非常明显 

如上我们将百年研究历程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即民国30年的研究,第二时段即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研究,第三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研究。民国期间30年的研究,奠定了北洋军阀研究的初步基础,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但可能限于史学研究传统的制约,即当代不研究当代史,或者说30年间政局不稳,先是北洋军阀及新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继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没有研究的环境与时间,因而造成北洋军阀的研究未能全面展开,更没有以什么样的理论去指导研究北洋军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0年,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稳定,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正式开展起来。由于北洋军阀的执政造成了北洋时期的极度混乱,还由于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意识形态下的革命史观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对统治阶级、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给予全面否定,甚至没有任何肯定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40年,国人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得以恢复,人们的视野扩大了,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客观、公允了,所以对北洋军阀、北洋史的研究几乎全面展开了。关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及其特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北洋军阀的历史地位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展开讨论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深入,北洋军阀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 

(二)研究范式转换,呈现多元并存局面 

在北洋军阀史研究百年,尤其是近70年的研究中,还出现了研究指导思想、研究范式转换、由一元化到多元并存的研究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由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学说、历史发展动力学说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过度解说,我们将历史的解读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解读,分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一方的反动阵营和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的革命阵营,两大阵营水火不能相容。以清政府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以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统治集团,当然是反动的阵营,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是无情地批判、谴责。这就是后来概括出来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的革命史观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长期以来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这一时期对北洋军阀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既然北洋军阀是反动的统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这就是陈振江所指出的,“学界学人则远离政治学术之是非而束之高阁。因此,多年来研究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与北洋军阀史者很少”。北洋军阀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被冷落的边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邓小平理论的阐释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直接影响了近代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北洋史的研究,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研究方法,社会转型理论与研究方法,社会控制与社会发展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及文化传承与民族心理学、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促使一部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北洋史以现代化理论等为指导的研究范式,即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革命史研究范式各有其优势或缺陷,互为矛盾又互为补充,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则由过去的革命范式的一元化,发展为多元并存的研究新局面。所以,关于北洋军阀研究,一部分学者坚持和修正了革命史观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出现新革命史研究方法;一部分学者坚持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同时又吸收了革命史观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形成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还不能称之为繁荣,但研究的多样性却呈现出来了。 

(三)研究内容广泛,研究视角新颖 

在北洋军阀研究百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研究成果增多,研究内容广泛,研究视角新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研究北洋军阀史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北洋军阀内斗与战争,而是逐步扩展为研究北洋军阀时期的法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进步、外交融入国际社会与争取国家权益的回归、北洋时期的社会转型等等。在研究北洋军阀时期政治乱局的同时寻求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轨迹,并由模糊的笼统研究向着具体的微观研究发展。比如,研究北洋时期的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进一步细化为知识阶层、工人、人力车夫、土匪乃至娼妓的多层面研究。所以说,北洋军阀及北洋军阀时期、北洋社会研究的前景非常广泛。 

北洋军阀史研究呈现新的趋势,新的观点不断产生。例如,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迸发出多重新意,如认为北洋集团与孙中山革命势力、康有为与梁启超改良势力同时崛起于甲午战争之后,同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新的进步力量等,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杨天宏发表多篇北洋史创新论文,如《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认识》、《北洋时期军阀形象的“另类”书写》等,所言所论均为北洋军阀史研究从未探讨过的问题,说明北洋军阀史研究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百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北洋军阀所作研究,是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北洋军阀的基础,有关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观点颇值得学习、效法和借鉴。但北洋集团、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北洋社会以及北洋集团与近代社会变迁等仍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研究不系统、不集中,过于碎片化。有许多方面需要作深入研究乃至细化研究,实证性研究也是急需的。比如,北洋军阀如何治国理政,北洋集团执政期间都制定了哪些政策、法令,是否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北洋集团的哪些行为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哪些政策、法令是北洋集团主动制定的,哪些政策、法规是被迫制定的?北洋集团的哪些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哪些人逆历史发展潮流?北洋集团执政治理国家,究竟是为了私利,为了集团本身,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北洋集团内部为什么不能团结,为什么在袁世凯后一再分裂为数个利益集团?北洋集团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如何,亲英美抗拒日俄的外交影响如何?北洋集团在清末区域统治10余年,民初执政中央政权十六七年,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社会存在什么问题?诸如这些问题,均亟待破解。可以说,北洋集团与近代社会变迁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百年研究之展望 

北洋军阀史研究100年来,尽管曲曲折折,但学术界孜孜以求,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无论是史料的收集整理还是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对北洋军阀、北洋集团的研究,方兴未艾。根据近些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状况,展望未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将可能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 

第一,对北洋军阀史、北洋集团的研究更趋客观和理性,摆脱旧有的思维模式和框框,不再追求其阶级属性,而是更多地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视角研究北洋军阀、北洋集团。北洋集团、北洋军阀在国家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负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其正面影响已为人们所关注。 

第二,不仅要研究北洋军阀、北洋集团本身,而且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北洋集团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特征。北洋集团所处的时代,是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进而孕育了北洋集团,北洋集团的一些作为,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转型。辛亥革命后,北洋集团、北洋军阀执政面临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解决得体,哪些问题没有解决或留下遗憾;民初北洋集团加强中央集权,建设强大政府,坚持军民分治,是现实需要还是阴谋诡计?这些均需要进一步厘清与判断。 

第三,研究北洋集团、北京政府与研究国民党统治集团、国民政府有机地联系起来。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北洋集团的执政与应对,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国民政府的执政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北洋集团执政与国民党集团的执政,组成中华民国相对完整的历史面貌。 

第四,研究北洋集团,应进一步研究北洋集团所处的国际社会环境。北洋集团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的新变化,如何既学习西方文明之优长,又要抵制帝国主义和强权资本的掠夺及侵略?南美洲数国的共和道路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袁世凯曾派人进行考察,这些是历史发展中的特例,还是共有现象?模仿、学习外国经验与发展道路,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没有与自己国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则要付出更多更大的成本与代价。近代如此,北洋如此,当代亦然。目前北洋时期的外交研究已为研究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北洋外交研究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乃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中国人声音的新成果,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著名学者朱嘉明在《一战与中国》一书的序言中说:“北洋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中立国’到‘协约国’的转变,并成为战胜国,绝非易事。”“如果说辛亥革命解决的是结束一个旧时代,那么,几年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国开始向现代主权国家演变。这样的研究,可谓开辟了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势必影响100年之后的北洋史研究。 

第五,研究北洋军阀史及北洋军阀所处的时代,需要长期的眼光和视野,即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说的百年视野:“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并以辛亥革命百年为例指出:“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尤其是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执政者所面临的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当年的政治精英迫于救亡和国家富强的急切心情,迫不及待几乎对西方政制全面移植实行,而今天在我们看来那是很有些问题的。正如章开沅所说:“无论西方和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须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章开沅对百年辛亥革命的反思,对于我们今天反思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史研究,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第六,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洋时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极为独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多方面的创新、尝试和教训,为时不长,但特点明显,政治上是乱世,思想文化方面却开放、包容与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快速发展,以至于发展到所谓黄金时代,棉纱大王、面粉大王、烟草大王、造船大王乃至钢铁大王都出现于这一时期,凡此种种,更值得深入分析与研究。研究北洋军阀、研究北洋军阀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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